赢得抗战最可靠力量是意志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非虚构文学第一人，中国战争题材第一作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在昨天开幕的上海书展上，一部全景式的、生动的、可读性强的抗战史文学作品备受业界和读者关注。它就是被誉为“中国非虚构文学第一人”的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战争系列收官之作——《抗日战争》。

　　日前，王树增受邀在浦东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的纪念抗战胜利报告会。会后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王树增表示，任何积极的文学作品，都应充当起社会的“精神校对”的作用。“《抗日战争》一书以战争的全部进程为主线，站在全民族抗战的高度，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最终还原出一个事实，即赢得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是中华民族不屈服的意志。”

　　十年蓄力的全新写作

　　《抗日战争》是王树增的第四部战争系列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分三卷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现已出版了两卷，第三卷正在最终校对，争取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

　　王树增告诉记者，《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写作，从史料收集和研读开始，写作长达6年之久，“如果算上前期准备工作，10年绝对少不了。”

　　因战场广阔，参战人数众多，抗日战争亲历者遍布各地，这给王树增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不要以为档案就是真实的，凡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一定只是记载者的真实，因为记载者也是有社会立场的。”王树增在查阅史料时发现，无论是我方还是日方，甚至是官方认可的档案，都有偏差，“举伤亡数字为例，如果按照国民党的数据来说，日军的精锐力量已经被消灭了好几次了，实际上呢?当然，出现这种偏差是有原因的，当时战果报告有很强的主观性，军阀部队尽可能扩大敌方的伤亡以便领赏，等到补充兵员的时候，结果就反过来了，说自己损伤很大。所以写到这方面数据时，要有若干对比，对整个可能性作出判断，大约是多少。如果某一场战役的伤亡情况我判断不出来，就把三方数据全部列出来。”

　　重新解读抗战史也是难点。“众所周知，抗日史在过去有很多敏感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档案进一步的解密，如何重新来还原当时的战争也摆在我的面前。”王树增表示，《抗日战争》　是他的战争系列作品的最后一部，今后将以修订方式继续抗日史的更新。

　　文学作品要当精神校对

　　“我也要跟读者诉苦，非虚构类文学的写作非常辛苦，我的半间房里都是史料和资料。有时写书查资料，我会到没手机信号的地方去，除了单位，其他人都联系不到我。”王树增表示，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三大特征决定了它的写作难度：第一是非虚构，任何细节都不能虚构，整部作品里几乎没有对话，即便有也需要史料支撑;第二是以人为轴心，非虚构类文学不是军史教科书，军史是以时间为轴线，他的作品是以人的状态为轴线，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命运;第三是作者对历史要有独特的认知。

　　虽然有抱怨，但王树增对非虚构类文学之路并不后悔。“一开始写虚构类写作，后来在广州军区工作时改了我的写作方向，写非虚构类作品。我的第一部非虚构类作品是《朝鲜战争》，当时媒体问我为什么要改变文体，我回答战争系列是为了年轻人写的。”

　　“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一个不好的潮流，社会上有些人否定历史、否定崇高、否定英雄，企图从文化血脉上釜底抽薪。这让我也很担忧。”王树增说，曾经有人提及黄继光的事迹是编造的，让他大为光火，“我14岁时第一次穿上军装，有幸成为黄继光所在部队的一员，他是我的军中前辈，我深感自豪。现在黄继光连每天点名，连长必点黄继光的名字，全连齐声喊到，这一传统持续了60年。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因此，王树增想借战争系列作品，唤起国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心。“人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群体当中，你既然在集体当中，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在最极端的社会意识当中，纯粹的个人主义也不合时宜，也不存在。”他说，任何积极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充当起社会的“精神校对”的作用。

　　抗战时期坚不可摧的人心

　　“战争是考验一个民族最极端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就发生了奇迹。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好战的民族，但在抗战那几年表现出了人心坚不可摧的精神风貌。举个例子，上海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城市。淞沪抗战打了两次，战争场面非常残酷。日方最初预想，上海作为商业城市，并非军事要塞，打两枪应该就举城投降了，但实际上，这座城市的抵抗非常顽强，从最普通的市民到一线士兵，以及民族工业资本家，都在殊死搏斗、共赴国难。日本也很纳闷，打了一个多月，死伤很多，才前进了几公里。”王树增说，虽然淞沪抗战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抗战过程中，这座最先接受了国际现代意识熏陶的大城市中的军民所表现出的誓死不屈精神让人为之动容。

　　在他印象中，在上海战场上，有一件事尤其值得记住，这件事就是宝山县守卫战。当时日军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五八三团三营，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向这座孤城发射了大量燃烧弹，宝山全城顿时大火冲天，房屋接连坍塌，满城砖石瓦砾。姚子青营长一面向师长夏楚中求援，一面和全营官兵做出一个约定：“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的，但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可惜，援军迟迟不见踪影，中国守军与数量大于自己数倍的日军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除了一名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全营500余人全部殉国。

　　宝山失守的当天，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上海视察的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向东京报告了上海前线的危机，当中提到“敌人(中国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决不后退，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忾心……”

　　“战争的不屈精神不是靠某个人、某支部队，甚至是正在进行作战的某个战区来支撑的。赢得战争的最可靠的力量，将是中华民族的意志。”王树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