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专车，“通报单位”能派啥用场

　　这几天，市交通执法总队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的网络“专车”非法客运专项整治。市交通执法总队还表示，已将非法客运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还将通报“专车司机”所在的单位。

　　首先，大家都在谈“互联网+”，都在谈“创新”“颠覆”，但这不是“专车”豁免于现行法律的充分理由。

　　虽然目前大家都看到“专车”的种种好处，但背后的法律、经营风险不是没有，只是还来不及通过极端个案来呈现。比如，以目前快车、拼车等“专车”服务来说，是通过“四方协议”的形式运营的(即，由平台公司“代乘客”向汽车租赁企业承租车辆、向劳务派遣企业雇用代驾司机);至于Uber的“人民优步”，采取的是所谓“合乘”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专车”公司是不愿承担责任的，到时候吃亏的往往还是乘客。

　　所以，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面对“专车”服务，政府要在长远发展、短期稳定、各方利益之间做平衡。就上海来说，也并不反对新生事物，之前就“拥抱”了打车软件，将打车软件纳入合法的电调平台。至于，怎么来“吸纳”专车，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研判。

　　交通执法部门打击“非法运营”没错，但是这次祭出了“通报单位”的手法，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落伍。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人就是“单位的人”，违法了，首先就是找到单位。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20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明确规定，公民受到治安处罚，裁决书一式三份，要报送到所在单位的。单位的保卫科科长，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到“老派”那边领人。把你在社会的事情，搞到单位去，让你“坍坍台”，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管人的办法。但这套“单位人”的管理手法，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淘汰。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再也没有“通知单位”一说。

　　那么，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交通执法部门将“专车司机”行政违法行为通报单位，是否有越权行政之嫌?是不是有一些李总理讲的“有权就任性”呢?

　　因为绝大多数“专车司机”搞的非法运营，跟单位没有关系，闹到单位去做什么，就是让人家“坍坍台”?有些“专车司机”自己就是小老板，真要“通报单位”，就是通报给违法者本人，徒增笑话。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明确，将信用管理纳入新型的社会管理手段。在直接的行政处罚之外，还再进行负面的社会评价，使违法者在贷款、就业等方面受到负面影响。

　　但是，信用管理应该建立在法治之上。比如，上海“地铁逃票”进入社会信用记录，是由2013年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的。按相关法规，银行、用人单位要查询信用报告，需要市民亲自授权的，这也避免了信用报道沦为影响公民个人名誉的“大杀器”，“点到为止”就可以了。这跟“通报单位”故意扩散公民违法的影响有着本质区别。

　　总之，“专车”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新事件，法律没有全面修订之前，执法部门还得继续执法，避免专车“故意冲撞法律”而引发稳定问题。

　　但是，1980年代有一句关于改革的老话，叫“不要穿新鞋走老路”，执法部门也不能刻舟求剑，用被历史淘汰的“通报单位”的老手段解决当下的新问题。